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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传习邦 --
  • 产业观察︱中国教育行业:长期看好的赛道 短期面临颠簸
    第一财经
    2019-03-20 
    长期看,教育是一条好赛道,核心原因在于供需结构的不平衡将推动教育作为一种稀缺资源,长期拥有持续提价的能力。

    摘要

    2018年的教育行业发展整体呈现出“先热后冷”的局面,年中以民促法送审稿为代表的一系列政策落地,使得无论一级市场还是二级市场投资人,都对政策制定者的意图,以及教育行业未来的发展方向产生困惑。我们认为,民办教育的积极作用并没有被全盘否定,相关政策意在规范行业发展,将长期利好规范经营的玩家。

    一系列落地的教育行业规范政策背后,折射出政策制定者的意图主要有二:

    推动教育公平。这种对于“公平”的强调一方面反映在对于过去监管套利较多的非营利性民办学校乱象强有力的整治上,另一方面也反映在对于不同教育细分领域迥然相异的监管态度上,例如对于校外培训行业持续整改,但另一方面大力支持职业教育行业的发展,这种“有保有压”反映出高层对于全社会教育公平的关注。

    降低教育成本。政策制定者的另一重要用意在于降低中国家庭面临的总体教育成本,实现“教育减负”,背后更深层次的意图可能在于推动提升中国家庭的生育意愿,这一点从对于幼教行业“普惠性”与“平抑收费”的多次强调上可见一斑。

    但我们认为,长期看,教育是一条好赛道,核心原因在于供需结构的不平衡将推动教育作为一种稀缺资源,长期拥有持续提价的能力。

    从需求端看,经济增长和家长的教育焦虑是需求增长的重要推力。教育作为一种可选消费品,与家庭收入水平息息相关,随着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预计家长愿意在教育上做出的投入将持续增长。此外,由于高等教育将始终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存在,家长心中的教育焦虑将成为推动教育行业发展的另一重要驱动力。

    从供给端看,中国公办教育供给总量增长缓慢,结构性问题更为严峻。过去数年间,中国整体教育市场供给不仅没有跟上需求端的增长,甚至呈现出收缩态势,这种供需偏紧的格局在人口持续流入的地区表现更为严峻,例如北京上海等区域,中等教育市场已经产生了供需缺口。这种供需不平衡是教育焦虑的重要来源之一。

    政策制定者应当如何缓解这种供需紧张的格局?我们认为,“新高考”等对于人才选拔机制的改革属于“治标”的方法,需要慎之又慎。真正能够“治本”的方法则是扩大教育市场的有效供给,其中在鼓励多元化办学和推动教师人才队伍建设方面应该下更大力气。

    总体上看,教育是一条难得的好赛道,短期的政策颠簸可能将为明确这一行业价值的中长期投资者提供更好的投资机会。

    政策颠簸的一年:背后深意何在?

    2018年的中国教育行业可谓是跌宕起伏:上半年资本市场疯狂追捧教育概念,相关上市公司市值不断走高,在二级市场的热潮带动下,多家教育企业纷纷上市融资,一级市场融资事件也层出不穷;年中以民促法为代表的一系列政策出台成为重要分水岭,行业投资热情迅速冷却,无论二级市场教育相关上市公司的市值,还是一级市场的融资交易,都和上半年呈现出“冰火两重天”的鲜明对比。

    二级市场上市公司市值坐上过山车,先扬后抑。由于当前教育公司大多采用VIE架构,在国内资本市场IPO难度较大,因此纯正的教育行业上市标的多分布在港股和美股市场。2018年伊始,由于投资者对于教育行业的长期成长逻辑认可度不断提升,港股上市教育公司市值一路上扬。以枫叶教育、成实外教育、睿见教育、宇华教育、民生教育、新高教集团和中教控股7家在2018年之前上市、市值超过50亿港元的教育行业上市公司为例,截至2018年6月,7家上市公司市值合计相较年初最高涨幅达到70.4%,但从8月13日这些公司股价开始断崖式下跌,截至去年底市值相较年内高点缩水了47.1%。


    2018年三季度教育公司IPO募资金额达到顶峰。由于资本市场认可度提升,港股和美股教育板块上市公司估值较高,二级市场的热度为教育机构上市融资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2018年全年共有15家教育机构走向资本市场,其中4家选择在美股上市,11家选择在香港上市。在2018年以前,中资教育机构上市募资金额普遍偏小,但这一情况在2018年发生了明显改变,全年有包括中国新华教育、精锐教育、天立教育、希望教育、宝宝树在内的五家教育机构IPO募资金额超过10亿元人民币。分季度看,三季度成为全年IPO募资的高点,共有6家教育企业上市,合计募资接近57亿元人民币;四季度开始,教育行业IPO市场明显趋冷,募资金额也迅速下降。


    一级市场教育机构募资事件数量从2018年下半年开始明显减少。同IPO市场趋冷相比更加明显的,是未上市教育机构股权融资难度的加大。从月度的一级市场教育行业募资事件的数量看,在2018年上半年整体景气度较高,月度平均发生57笔股权融资事件。8月开始一级市场景气度明显变差,8~12月平均每月仅有44笔。2019年1月,教育行业全行业仅发生33笔一级市场融资,同比2018年1月下降54%。


    2018年,无论一级市场还是二级市场的“冰火两重天”,都见证了中国教育行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拐点,从去年8月开始,一系列重磅政策接连落地,多项政策直接由国务院办公厅牵头各部委发布,其中民促法送审稿是行业关注度最高的一项。

    8月10日,司法部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送审稿)》,虽然整体政策基调仍然以“促进民办教育发展”为主,但民促法送审稿针对民办学校的营利性问题给出了更多细节要求,例如限制了公办学校举办或参与举办营利性民办学校,参与举办非营利性民办学校的,也不得以品牌输出的方式获得收益。民促法送审稿中要求实施集团化办学的,不得通过兼并收购、加盟连锁、协议控制等方式控制非营利性民办学校。

    整体上看,民促法送审稿使得民办教育的经营基础受到了较大冲击,无论一级市场还是二级市场教育行业的投资者都开始困惑,民办教育是否存在原罪?以“教育”之名营利是否不再可行?政策背后深意何在,将指引行业去向何方?

    政策真实意图之一:教育公平

    我们认为,民办教育不存在所谓原罪,2018年下半年出台的以民促法送审稿为代表的一系列政策,核心用意是整治民办教育行业当前的乱象,规范行业长远发展。推动实现教育公平是政策制定者的真实意图之一。

    一方面,民办教育行业经历长期的发展,通过占用更少的资源,扩大了全社会教育产品的供给,弥合了教育行业整体供给和需求的不平衡,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根据教育部公布数据,全国不同教育阶段的民办学校总数已经从2004年的7.73万所,增长到2017年的17.76万所,占全国总学校数的比例也从12.6%提升到35.4%。



    更加重要的是,这种行业的快速发展,建立在对于社会资源更少消耗的基础上。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2016年民办教育办学经费为203亿元,仅占全国总教育经费的0.52%。此外,民办教育生均财政性经费也明显低于公办教育。


    但另一方面需要注意的是,民办教育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也存在多种多样的发展不规范问题,民促法送审稿要解决和规范的正是这些过去高速增长阶段累积的监管“盲区”。在民促法规范之前,民办学校可以选择要求“合理回报”,但在现实中,存在多种多样的营利性民办学校以非营利性身份变相套利的现象,关联交易成为重要手段之一。民促法送审稿中规范的集团化办学行为,过去经常被营利性民办学校采用,即通过集团化的方式,控制非营利性学校,进而通过关联交易从非营利性学校中抽取利润。民办学校的种种乱象中,对于税收优惠和土地政策的监管套利最为常见。

    例如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可以享受公办学校的同等政策,通常采用无偿划拨的形式获得土地,但营利性民办学校则需要缴纳土地出让金,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因此许多经营不规范的营利性民办学校通常没有负担这一成本。

    再例如民办教育机构过去多被作为公益性机构,在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税种税率上都有明显的优惠,大多数省份的《民促法实施细则》中都规定,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免征非营利性收入的企业所得税,而营利性民办学校则需要缴纳税率在15%左右的所得税。如果营利性民办学校顶着非营利性学校的帽子则可以通过随意操作和抽取办学留存收益,形成事实上的逃税漏税。

    进一步讲,这些乱象是明显有违教育公平原则的,这些民办教育学校一方面享受着国家针对公办学校和非营利性民办学校的优惠政策,另一方面以非营利之名攫取丰厚的利润。

    民促法中确定的分类管理体制正是为解决这种不公平的现状,民办教育机构需要自行选择成为营利或非营利性学校,如果是营利性学校,则需要注册在工商部门,作为企业存在,依法缴纳税款,规范审计经营;如果是非营利性学校,则注册在民政部门,保持公益性身份,可以享受接近公办学校的优惠政策,但不能随意抽取利润。

    “教育公平”正是中国的政策制定者真实的政策意图之一,这也体现在对于不同教育细分行业的不同态度上,例如2018年相关部委出台了针对各教育主要细分领域的规范性政策,从具体政策上看,对于教育的不同环节呈现出明显“有保有压”的特点,其中针对义务教育阶段校外培训机构出台了多项更为严格的监管要求,可以管中窥豹,看到政策制定者对于教育公平的追求。


    2018年8月22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对校外培训行业的场所条件、师资要求、培训结束时间等提出了更加细致的要求,此外提出校外培训机构需要向所在地县级教育部门备案。同日,教育部发布《关于切实做好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整改工作的通知》,一方面要求各培训机构要要尽快将所办培训班的名称、培训内容、招生对象、进度安排、上课时间等报县级教育部门备案审核,未通过备案审核的班次不得招生培训。此外对于校外培训机构的教师资格提出更规范要求,2018年下半年仍未通过资格认证考试取得教师资格的,培训机构不得继续聘用其从事学科类培训工作。

    为什么政策制定者如此关注校外培训行业?核心在于校外培训行业是影响教育公平性的重灾区。高考作为当前中国最重要的高等教育人才选拔考试,旨在面向全国不同地区和不同能级的城市公平录取选拔人才。但现实中,部分校外培训机构通过“超纲教学”、“强化应试”等不良行为,事实上推动了针对高考、中考、小升初等升学考试的恶性竞争。更有甚者,部分校外培训机构通过“奥数”等杯赛,直接与升学相挂钩。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公开表示,将于2018年底前完成所有校外培训机构集中整改,2019年上半年进行督导检查。相关部门开启了一系列针对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规范校外培训的治理“组合拳”。2019年1月16日,教育部公布了校外培训机构整治情况,截至2018年12月30日,全国共摸排校外培训机构401050所,存在问题机构272842所,现已完成整改269911所,完成整改率98.93%。

    但从实际整改的结果看效果并不好,例如虽然教育部规定中严格禁止校外培训与招生挂钩,但整体上看,升学类培训仍然是众多培训机构的招牌课程,向前看,我们认为,追求教育公平的相关政策仍然将不断落地,其中校外培训行业仍然将成为相关政策的主要规范领域。

    与校外培训行业的政策高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于职业教育等行业的大力支持。2018年9月的全国教育大会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强调要大力办好职业院校,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2019年2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进一步强调了在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加快的进程中职业教育的重要地位,明确指出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并表示要经过5~10年的时间基本完成“政府统筹管理、社会多元办学格局”的转变。

    由于普通高等教育在中国仍然是入学率较低的稀缺教育资源,职业教育相当于普通高等教育的良好补充,对于义务教育校外培训行业和职业教育行业的“有保有压”正体现出了政策制定者对于全社会教育公平的关注。

    政策真实意图之二:降低教育成本

    除对教育公平的追求外,政策制定者的另一重要意图在于降低中国家庭面临的总体教育成本,实现“教育减负”,以提升居民生育意愿,例如对于幼教行业的相关规范政策就是意在于此。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快速增长中,人口红利是背后重要驱动力之一,由于此前“婴儿潮”一代逐步成长为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不断提升,抚养比较低,整体劳动力成本低廉。但从2012年开始,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总数第一次出现了绝对下降,这意味着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开始逐步消退,但更加重要的是,中国的新生儿人数正在走低,这可能意味着中国的整体人口结构将在未来对经济增长构成较大压力。

    2015年全面二孩政策放开之后,2016年全国出生总人口提升到1780万人,成为2000年以来的峰值,但随后在2017年就有所下降到1723万人,而根据国家统计局2019年1月21日披露数据,中国2018年出生总人口相较2017年进一步下行200万到1523万人。


    中国新生儿人数的走低令人困惑,特别是近年来,人口政策已经明显转向,在2012年劳动年龄人口数下降后的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就提出,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即放开所谓“单独二孩”政策;2015年10月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全面二孩”政策彻底放开。

    但如果分年龄段考察二孩生育率可以明显看到,在2015年生育政策放松后,30~34岁和35~39岁两个年龄段育龄妇女的二孩生育率大幅提升,特别是30~34岁这一年龄段,二孩生育率相较2015年水平提升了千分之26.4到2017年的千分之51.8,已经接近25~29岁年龄段育龄妇女;35~39岁年龄段育龄妇女的二孩生育率也相较2015年提升了千分之17.0。总体上看,二孩政策放开后,年龄较高育龄妇女生育二孩的态度更为积极。

    为什么更高年龄段的育龄妇女生育二孩更为积极?包括教育成本在内的生育成本过高,导致育龄妇女推迟生育年龄是重要原因,更高龄的产妇经济能力较强,对二孩政策的响应更为积极。


    事实上,在一项艾瑞咨询于2016年进行的调研中,回答不考虑要二孩的原因这一问题时,42.6%的家长选择了“抚养孩子的经济压力太大”这一答案,位列第一,33.1%的家长选择了“以后的教育成本太高”,位列第三。


    中国政府已经开始着手从政策层面推动提升居民生育意愿,例如所得税优惠的方式变相降低子女教育成本。在财政部和国税总局联合发布、自2019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中,已经明确将子女教育开支作为可在纳税人应纳税所得金额中扣除的一项,对应子女接受学前教育和学历教育的相关支出,按照每个子女每月1000元的标准定额扣除。

    但整体上看,这一税前抵扣对整体教育成本的降低影响有限。此外,1000元/月的子女教育经费专项税前扣除金额也相当有限,根据艾瑞咨询在2016年1月的调研,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平均月教育产品的支出大于1000元的比例分别为32.8%和17.2%。而在另一个针对中产阶级家庭教育开支的调研中则显示,78.9%的中产阶级家庭每年仅单个子女在课外教育上的消费开支就超过10000元。



    2018年多项针对幼儿教育行业的政策落地,正是旨在扩大幼教行业供给,降低教育成本。2018年11月15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为未来幼教行业的发展定调,《意见》明确指出,“入园难”、“入园贵”是困扰老百姓的烦心事之一,需要建设广覆盖、保基本、有质量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并明确到2020年要实现全国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到85%,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80%,到2035 年全面普及学前三年教育的发展目标。

    更加重要的是,《意见》明确定调,各地要把发展普惠性学前教育作为重点任务,结合本地实际,着力构建以普惠性资源为主体的办园体系,坚决扭转高收费民办园占比偏高的局面。公办幼儿园未来将更多发挥“保基本、兜底线、引领方向、平抑收费”的主渠道作用。

    我们认为,政策制定者对于幼教行业“普惠性”功能的强调,背后折射出的正是对于当前中国家庭面临的过高教育成本和生育成本,及其引致的生育意愿降低等问题的担忧。短期内,政府的政策导向仍然会遵循降低教育成本、提升生育意愿为主要目标,受此影响,幼教行业预计未来一段时间在定价上都会偏向普惠性发展。

    教育:供需不平衡创造的好赛道

    虽然短期政策的扰动仍将存在,但我们认为,在诸多消费和服务性行业中,教育仍然是最优质的赛道之一,是一门当之无愧的好生意。以美国为例,教育作为一种服务,价格长期大幅跑赢其他消费和服务细分行业,1991年~2018年,美国大学学费指数年均提升5.9%,小学和高中学费指数年均提升5.7%,幼托和幼儿园学费指数年均提升4.1%,均大幅跑赢通胀水平。


    这种不断提价的现象背后,凸显的是教育作为供需不平衡的稀缺资源品特性。而我们认为,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看,这种教育资源的稀缺性在中国表现更加突出,而这正是教育行业长期的增长驱动力所在。

    需求:经济增长与教育焦虑

    教育的本质是一门“人”的生意,接受教育的适龄人口总数是中国教育市场规模增长的最根本基石,虽然短期看新生儿人数可能受制于较低的生育意愿而低位徘徊,但从人口结构上看,较大的人口基数仍然为教育行业的发展提供了空间,特别是中长期经济增长下带动的消费升级将推动教育产品消费渗透率的提升。

    教育产品,特别是非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产品,本质上是一项可选消费品,那么必然与家庭可支配收入水平呈现正相关。根据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做的一项调查,不同收入层级的家庭,参与课外辅导的渗透率呈现出明显差异,收入和消费水平最高5%分位数的家庭,学科辅导和兴趣辅导的参与率分别达到54%和46%,远超出平均水平的38%和22%,而收入和消费水平最低5%分位数的家庭,学科辅导和兴趣辅导的参与率则分别只有8%和1%。因此可以合理预计,随着家庭可支配收入总量的增长,家长愿意投入在教育上的投资将持续增长,参与不同阶段教育的渗透率也将持续提升。


    贫富差距拉大和较为固化的社会阶层使得家长产生了教育焦虑,从而更加关注子女教育问题,这种教育焦虑,事实上是推动教育市场快速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之一,也是家长舍得投资更多钱在教育上的根本原因。高等教育在中国这样的人口基数较大的国家,永远是稀缺资源,也正因为此,高考才成为中国万千学生和家长心目中的“独木桥”,教育的首要功能是应试和选拔。

    根据教育部公布数据,2016年中国高等教育阶段毛入学率为42.7%,虽然这一数字相较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个位数水平已经显著提升,背后是高校招生的扩招和民办教育为代表的办学主体数量增加。2017年10月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在十九大答记者问时表示,目标到2020年中国的高等教育阶段毛入学率要提升到50%,陈部长同时指出,这意味着高等教育已经基本普及。但无论如何,高等教育阶段的入学率都远远无法达到小学和中学的水平。


    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已经开始了相关尝试,所谓“新高考”改革是其中重要一项,但这种对于人才选拔方式的改革能够根除学生家长心目中的教育焦虑吗?从同样人口密度较高、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东亚国家——韩国的情况看,似乎并不能。

    韩国从2007年开始进行了教育体制的全方位改革,所采用的措施包括禁止提前考试、禁止超纲考试内容等方式,对于大学升学考试的改革则主要包括增加考试次数、提升学生选择自由度等方式,此外还通过设立“自由学期”等方式为学生减负。中国正在进行的“新高考”改革中可以看到多处韩国教育体制改革的影子,因而对于中国有较强的镜鉴意义。

    但从改革过程中韩国教育行业的表现看,学生和家长的教育焦虑并没有被缓解。一方面,虽然在教育改革推行的初期,课外辅导的参与率从77.0%有所下降到68.6%,但仍然持续在高位徘徊,近年又有重新抬头的迹象,2017年再次提升到70.5%。另一方面,学生和家长在课外辅导上的花费则是有增无减,课外辅导生均支出从2007年的22.2万韩元/人提升到2017年的27.1万韩元/人,年均复合增长约2%。

    参考韩国市场的经验看,对于人口众多的中国而言,“教育焦虑”短期内仍然将存在,并成为持续推动教育市场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供给:总量增长缓慢,结构性问题严峻

    中国的教育行业整体呈现出公办教育为主体、民办教育为补充的行业现状,但从公立教育发展现状看,总量供给不仅没有跟上需求增长的步伐,反而总量持续收缩,因此教育市场供需格局整体呈现出偏紧的态势。

    抛开高等教育的稀缺性不谈,即使是初中、高中阶段等中等教育阶段,中国近年来整体教育产品供给增长也偏缓慢。根据教育部公布数据,中国初中阶段教育招生人数从2004年的2095万人持续下滑到2015年的1411万人,虽然近两年有所回升,但仍然处于较低水平;而高中阶段教育招生人数在2009~2010年前后达到1704万人的峰值后也持续回落,截至2017年已经下降到1382万人。


    这种供需格局的偏紧在人口持续流入的地区表现更为严峻。以北京和上海等一线城市为例,人口持续涌入导致需求增长快于整体市场,但供给并没有跟上。例如在北京,普通小学毕业生总数持续走高,截至2017年已经有12.6万普通小学毕业生,相当于是市场的总需求;但另一方面,受到学校拆迁、淘汰、合并等因素影响,北京市普通初中的招生人数却持续下行,在2015年最低达到8.9万人,即使近年来有所回升,但截至2017年也仅有10.3万人。这相当于是初中教育作为一种产品的总供给,整体市场存在2.3万人的供需缺口。


    这种教育市场供需格局的不平衡正是家长心中教育焦虑的来源,也是推动K12类教育快速增长的重要动力,各种小升初的教育培训机构崛起正是基于此。根据德勤预测,中国教育市场总规模将在2020年超过3万亿元人民币,其中个人培训、K12和民办幼儿园等行业市场规模都有望超过5000亿元,同时K12和STEAM类教育年均复合增速有望达到16.4%,在所有细分领域中最快。STEAM 教育是科学(Science)、技术(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人文(Arts)、数学(Mathematics)的缩写,有别于传统的单学科、重书本知识的教育方式,是一种重实践的超学科教育理念。


    标本兼治,缓解教育行业供需不平衡

    政策制定者在推动教育行业改革时,需要慎之又慎,例如新高考等以实现“教育公平”作为出发点的政策,最后是否能够真正实现政策意图?我们认为,这些政策属于“治标”。

    教育公平永远是相对的公平,绝对公平是和人才选拔机制本身相违背的。例如政策制定者多次表示,要解决教育公平问题,重要的是从根本上转变教育质量评价理念,推动全社会建立更加合理的人才评价体系。由于高考是当前中国的教育评价体系中的最重要一环,“新高考”也因此成为所有改革中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环节。

    “新高考改革”方案的核心要旨是从原来文理科分开、“一考定终身”的高考政策,转为更加灵活的人才选拔机制,主要内容包括:推行初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评价。加快推进职业院校分类招考或注册入学。逐步推行普通高校基于统一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的综合评价多元录取机制。探索全国统考减少科目、不分文理科、外语等科目社会化考试一年多考。试行普通高校、高职院校、成人高校之间学分转换,拓宽终身学习通道。

    从新高考的初衷看,同样是考虑教育公平和减负。一方面,新高考通过取消艺术、体育特长生加分项目等方式,最大程度地减少了可能存在不公平的隐性环节,此外,新高考通过增加高考全国统一命题省份的比例,以推动录取的公平性,缩小不同省份之间的录取率差异。另一方面,新高考通过取消高考奥数竞赛加分、严禁超纲教学、采用“3+3”模式等方式,降低考试难度,以减轻学生课业负担。

    但从已经实施高考改革的地区试行效果看,并不尽如人意,例如上海高考小三门实行6选3,浙江实行7选3,看似淡化了文理科的概念,实际上造成了大学选拔优秀人才方面的困难。复旦大学招收的2017届新生在第一次《大学物理》科目考试中,浙江和上海这两个地区的考生有多达30%的同学不及格,复旦大学老师评价这些同学的物理水平停留在初中阶段。整体上看,这种以“教育公平”作为出发点的政策,最终似乎有违教育的另一重要功能,即国民素质的整体提升。在2018年末已经有河南、四川等9个省份表示将推迟一年实施“新高考改革”。

    那么什么样的政策是“治本”之道?我们认为,解决全社会的教育焦虑,最有效的解决方法是扩大教育市场的有效供给,其中在鼓励多元化办学和推动教师人才队伍建设方面,政策制定者应该下更大力气。

    鼓励多元化办学,提升民营资本积极性。民营资本在扩大教育行业供给的过程中可以扮演更大的角色,政策制定者需要保障合规经营的民营资本投资于教育行业的利润空间和应有权益,进而才能激发民营资本的热情,协助公办教育主体一道改变当前中国教育市场的供需不平衡现状。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保障人才供给。教育行业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教学效果,但当前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人才的缺失,而这种教育人才的缺失呈现出明显的结构性问题。生师比是评估办学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全国平均每17个普通小学生对应一名教师,而在湖南等省份这一指标在19个左右。因此,政策制定者应当在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改善教师待遇等问题上多下功夫。

    (文章来源:第一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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